2010成都春节大庙会

更新时间：2024-04-27

要来成都耍的朋友最好春节来玩，最热闹活动最丰富，大庙会绝对值得一逛，让你见识下什么是人气，不过作为成都人我觉得锦里里面的吃的东西口味真的不怎么样。

成都最早的庙会，应是在秦朝李冰父子都江堰治水前的抗旱求雨庙会。三国后，著名的孔明灯市在武侯祠和青羊宫出现。到唐宋时，休闲的巴蜀人民逢年用闽粤海外的珍异、三代六朝的古董、四季穿着的服饰、老少皆喜的食品来求得来年的风顺，所谓“日市开场，货随类分”。入夜，张灯结彩，齐奏鼓乐，施放焰火。到明代，武侯祠和青羊宫的庙会规模已经相当宏大。

明末清初，四川连年战乱，成都人口凋零，庙宇大量毁坏，庙会开始衰落。尽管花会年年举办，但香火萧条，市场冷落，看不出繁荣景。时人有诗为证，“兵戈催换世短，抗青羊滴泪，但听卖花人说，岁华非昔。”

新中国成立后，党和政府非常重视这一传统盛会，但庙会的内容与形式有了很大改变，加强了商贸、文娱游乐等活动。1950年，成都市政府成立“物产展览筹备委员会”，1951年正式举办花会及物交会，紧邻青羊宫的二仙庵改为文化公园作为灯会、花会等活动场地。

2004年，曾经举办了35届灯会的文化公园举办“成都大庙会”，正式以庙会冠名。后灯会移址于塔子山公园。2005年，成都大庙会于2月6日在武侯祠锦里一条街举行，除此之外，大慈寺恢复开放，举行“新春祈福”活动，第37届灯会在塔子公园举行。

现在每年的庙会都是在三国圣地－成都武侯祠举行，将与武侯祠传统的“游喜神方”民俗活动以及“锦里”古街有机融合，突出三国文化和川西民俗文化特色，形成以三国文化为主题的大型灯展。

先来学术贴一则：

《从花会到劝业会——成都庙会文化的历史沿革》

成都庙会的渊源，可以上溯到古蜀国时古老的祭祀活动。我们从三星堆出土文物的大量祭神用品，可以管窥成都地区古时的庙会习俗。诚如研究者所识，“在漫长的远古社会，庙会和崇神是一体的。”上古生产力水平低下，人们对大自然神秘莫测，只有通过祈祷神灵，来希冀丰衣足食、国泰民安。其中最常见的是社祭。《礼·郊特牲》:“唯为社事单出里。”注:“单出里者，里人尽出祭也，是祭社之盛况。国民至是日，饮食歌舞，醉饱欢乐。”社是古代的土地神，中国自古以农耕为主，土地乃民众衣食性命繁衍之本，因而土地神成为农民主要祭祀对象。春有春社，秋有秋社。“社不但是一种信仰单位，还是社会基本组织单位。在后世的庙会文化中，名目繁多的香火社、鼓乐社，就源于此。”至今，四川不少地方还有“社火”的习俗。

成都庙会习俗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最早当是先秦时期。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记:“鱼凫王田于湔山，忽得仙道，蜀人思之，为立祠。”成都古称蚕丛之国，蚕桑业历来发达。“古蚕丛之国，其民重蚕事，故国中二月望日鬻花木蚕种，号曰蚕市。”二月望日，即农历二月十五，为成都传统庙会青羊宫花会开会之日。其前身蚕市，远在先秦已始。“蜀有蚕市，每年正月至三月……耆旧相传，古蚕丛氏为蜀主，民无定居，随蚕丛所在致市居，此之遗风也。”元人费著《岁华纪丽谱》亦云:“(成都)蚕市，盖蚕丛氏始为之俗，往往呼为蚕丛太守。”

东汉时期，成都的宗教型庙会正式形成。成都地区是东汉张陵天师创立道教之地。汉末魏晋时，成都地区的主要宗教为道教。道教对成都民俗产生了很大影响，成都昔日众多庙会不少与道教有关。成都青羊花会即依托于著名道观青羊宫，选定在每年二月十五李老君诞辰日，故又名“老君会”;三月三日蚕市依托于学射山至真观，是日为道教上巳节;流传至今的都江堰放水节万人朝拜李冰及二郎神(道教奉为川主)，又称川主会……

汉魏时期，成都佛教已兴，但影响远不及土生土长的道教。据段玉明考证，成都有名的佛寺如石犀寺、万佛寺、圣寿寺等大都建在晋唐之际。可以推知，佛教类庙会在当时尚处于萌芽时期。

隋唐时期，成都地区释、道呈两旺之势，庙会已颇具规模。庙会与传统节日相结合，出现了专业性和季节性的庙市以及一些曲艺、杂技表演等娱乐性活动，完全打破了过去以祭祀为中心的单一性庙会形式。其中，以蚕市、药市、七宝市最为著名。尽管成都蚕市先秦已始，但是兴盛是在唐代。成都至真观道士历来有祈乞田蚕风气，唐高宗时，至真观道士王晖“好为人相蚕种，遥知丰损。”是日，人蜂拥毕至，从而蚕市大兴，每年相袭。公元756年唐玄宗避乱至成都，敕建大慈寺，并亲书“大圣慈寺”匾额，因而成都大慈寺成为唐时最有名的佛寺:“凡九十六院，八千五百区”;而且是个很大的市场:“二月鬻花木蚕器号蚕市，五月鬻香药号药市，冬日鬻器用者号七宝市，俱在大慈市前。”成都最有名的庙会青羊宫花会，即从唐开始。唐代二月十五为花朝日，即万花生日;传说该日李老君诞生。由于唐皇姓李，与老君同姓而特别尊奉道教，故花会又名老君会。成都花市千百年来名声震烁，文人颇多歌咏。随唐僖宗逃亡至成都的唐诗人萧遘在《成都》诗中描写当时的成都花市:“日晓已闻花市合，平江偏见竹牌多。好教载取芳菲树，剩照岷天瑟瑟波。”

到了宋朝，成都庙会已发展得相当成熟，庙会的商贸与娱乐功能更加突出。“季节性的专业市场，甚至每月都有，此类市场的性质是商业贸易与游玩宴乐两者兼而有之。”当时最兴盛的庙会有蚕市、花市、药市等。宋人黄休复《茅亭客话》记载:“每年正月至三月，州及附近郡县，循环一十五处，耆旧相传。因之货蚕农之具，及花木果草药汁物。”蚕市规模亦很大。宋词人张仲殊在咏成都蚕市的《望江南》中写道:“成都好，蚕市趁遨游。夜放笙歌喧紫陌，春邀灯火上红楼，车马溢瀛洲。”从词中可见宋代庙会中商业贸易与歌舞乐并重，而地点多集中于寺庙附近。当时著名的有大慈寺、玉局观、青羊宫。据元费著《岁华纪丽谱》载，每年官方在大慈寺举行的游乐活动有12次以上，太守与民同乐。难怪时人感叹道:“独成都大圣慈寺据圜匮之腹，商列其次，茶炉药榜，蓬占筵专，倡优杂戏之类，堂然其中。以游观之多，而知一方之乐也，以施予之多，而知民生之给也。”宋时成都太守田况在《三月九日大慈寺前蚕市》诗中写道:“高阁长廊门西开，新晴市井绝纤埃。老农肯信忧民意，又见笙歌入寺来。”从大慈寺庙会的繁盛可以看出宋时佛教类庙会已占上风，但道教庙会依然存在并发展着。诗人陆游当年抗金时从南郑退到成都作小官，曾写下一首《梅花绝句》:“当年走马锦城西，曾为梅花醉似泥。二十里中香不断，青羊宫到浣花溪。”诗中可见宋时青羊宫附近的花市盛况。宋时每年九月九日为道教九皇会，成都人此日游玉局观药市，“柳月珠帘卷，花市春风绣幕褰。”其盛况堪比二月青羊宫的花会。“其时，商旅辇货而至者数万，珍织之玩悉有，受用之具毕陈。”

明末清初，由于战争破坏，成都人口凋零，庙宇大量毁灭，庙会开始衰落。清政府实行移民政策，“湖广填四川”。随着移民大量拥入，经济开始复苏，庙宇得到重建，传统庙会又开始活跃起来。明末，成都大圣慈寺毁于战火;清同治六年(1867年)高僧真印发愿重修。“……寺虽屡经火灾;然寺前为夜市之风，至民国时尚存。”然规模亦大不如前。青羊宫也得到重建，传统的花会又恢复开来。“十三日起至十九日止，青羊宫祭赛，花市极盛，农器蚕器尤多。”据统计，清代恢复的传统庙市有17个，其中扇市、七宝市、药市仍在大慈寺，花市、蚕市、麻市在圣寿寺，花市在城西的青羊宫与新南寺。

清末，清政府实行“新政”，废庙兴学。成都不少庙宇有的被毁，有的改为学校，有的转为公共服务设施，传统庙会明显衰落。文庙西街石犀寺，曾为宋代蚕市所在地，极盛时发展为36院，与大慈寺东西并峙，号为成都第二寺;明、清时，逐渐衰落。同治十三年，四川学政张之洞奏准以此地建尊经书院。

在成都庙会文化演变的轨迹中，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是，清末至民国时期成都传统庙会青羊宫花会得以相传，而且随着时代变化发生转型，内容与形式出现了巨大的变异。1905年，四川商务局总办沈秉堃仿外洋赛会之意，提出将省城青羊宫花会改为商业劝工会;次年候补道台周善培主管四川商务总局，遂将每年春在成都青羊宫举行的花会改为劝业会。1906年3月10日至4月13日在青羊宫举办了成都第一次商业劝工会，仿国外博览会办法，分为四区，占地12870平方尺，陈列全省各地展售农工商物品。四区之中还“各有招待所、休憩所及诸游戏品，或标以旗帜，或榜以牌匾，规模具备。”开幕之日，川督锡良亲临观览并致训辞， “乃今纵观会场，周历区域，土产种类繁多，各物赅博……制造劝工导风，商会健举，进拙于巧，化寙为精。”商业劝工会根据展品进行评比，分别授奖，参展各商号得奖21个，各劝工局得奖17个。商业劝工会还出售展品，分天产和制造两门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售货品种达3437种，销售额计银28.7万余两，别有钱 16万余钏。以此为开端，到1911年，清朝四川地方当局在成都青羊宫举办了六次商业劝工会，“每开会时，各属物产，栉比竞赛，实为川省前此未有之大观。”其中第五次劝业会“略工重农，抑制外国货。”第六次劝业会则以工业品为主。历次劝业会上，不仅有商品展销，而且有川剧等戏曲表演，有武术擂台“打金章” 等活动。

民国时，青羊宫劝业会继续沿袭。不过，因川军混战，劝业会时有中断，到1934年第13次劝业会时，23年间才办了7次。到1936年四川内乱平息，成都青羊宫花会方达到空前的规模。从3月8日开始到4月30日闭会，历时近两月。会场占地一百余亩，共分五进，凡三十六路，展出各地农、工、商物品;计杂租店 160家，茶店30家，小食40家，川戏院1家，电影院1家，武术馆2家，木器店7家，蔑行25家，铁器行4家等。此年正值国民政府推行新生活运动，花会场有省新运会劳动服务团维持秩序，有禁烟宣传组游艺宣传，有男女老少参与的国术比赛……1937年，四川省政府借青羊宫举行全省第一届物品展览会。 1938年至1945年，抗战期间“以敌机窥测，不时警报，政府明令，花会停办。唯相沿成习，每到二月，青羊宫至二仙庵，香会仍不间断。”战争年代，香会上只是“善男信女忙于进香燃烛，道人忙于敲钟击鼓”。1946年劝业会恢复，到1949年，尽管花会年年举办，“但看不出一点繁荣景象，香火萧条，农具市场也零落得很……”

纵观成都庙会的历史变迁，经济发展与政治变革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。什么时候经济繁荣，政治清明，社会稳定，庙会就兴盛;反之，经济停滞，政局不稳，庙会就衰落。在社会步入现代化的进程中，庙会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深刻的擅变。成都庙会由传统“花会”发展到劝业会，是近代社会转型的体现。在近代成都庙会上，宗教主导作用动摇，商贸与文娱功能日益增强，体现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。成都庙会在近代发展为劝业会，既保留了传统花会的形式，又注重商业劝工的本质内容。成都庙会文化的发展与变异，既展示了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与民俗文化;同时也体现出近代工业文明与商业文明的发展要求，有利于近代农工商业的发展与进步。

还没开张前照的

2010成都春节大庙会_成都照片